文/周晓光
我1962年出生在浙江诸暨一个叫岭北周村的小山村。我是家里的老大，下面还有5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。因为子女多、女儿多，父母再怎么拼命劳动，日子也过得非常艰难。穷人的孩子早当家，很小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帮着父母干活，带妹妹，还下地挣工分。
1978年，中国刚刚结束了10年的劫难。被严重破坏的生产力尚未复苏，大多数的人还生活在简单、贫乏、机械和封闭之中。那一年我刚16周岁，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，我第一次跟着母亲走出大山，背着从刚刚萌芽的义乌廿三里小商品市场批发来的百余斤绣花针、花衬子和绣花样等货物，开始了长达7年的流动小贩生涯；1985年，我和先生用7年漂泊行商攒下的2万元，在义乌买下一个摊位，开始了“十年坐商”的经营积累；1995年，我和家人投入600万元全部家底，创办新光公司。
在我的青春记忆里，有这样几个片段，一直萦绕在脑海：
1978年春天的一个早晨，在江西上饶一间简陋的招待所，肚子里怀着弟弟的妈妈，对第一次跟她出门的我说：“我带你三天了，你该自己去应付了，两个人在一起太费钱……”猛然间，就没有了母亲的保护和帮助，我必须得靠自己，去独自面对、担负这陌生的世界和艰难的生活了，我的眼前一阵迷惘，不知所措。
1985年的那个秋夜，义乌火车站的月台上，我背着还在襁褓中的儿子，先生为大包小包的货物和行李来回奔跑着，昏黄的路灯照着混乱攒动的人流，火车头进进出出，不时发出滞闷的长鸣，白烟喷出，浓重的煤烟味儿扑面而来。突然间，我毫无来由地泪流满面，一把拉住诧异的先生：“我太累了，我不想走了，我想找个地方停下来……”
1986年，义乌小商品经济雏形初显，在新马路露天市场的一个摊位上，我抱着孩子，拉着前来帮忙的妹妹，和正忙前忙后的先生，满脸憧憬地说：“我们再辛苦几年，挣够5万元，我们就回家种地养猪……”
1995年，在就要签订厂房购买协议的前一天晚上，想到要把这些年辛苦积攒的全部家当都砸出去，我心里七上八下、犹豫难决。先生用他特有的缓慢语调，轻声但坚定地说：“你想好了，我们就去做，做失败了，我去卖菜卖水果，一样养活你们母子。”
人，大都是有记忆选择的，我更愿意记住那些美好的事物。也许我的青春有残酷的部分，但我并不抱怨。对于命运，我们也许无法选择，但我们可以改变。困苦和失败虽然不好，但成功却往往是从那里来的。经历了那种从最卑微的地方向上坚强伸展、最终见到阳光的全过程，这世上就没有什么可以把你打倒。
